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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场特殊的首映式。邀请的嘉宾非耀眼的明星，而是10名颤巍巍的国军老兵，他们大都已年过九旬。
这些老兵中，有人戴着帽子，上面写着“中国印度远征军”的字样；有人胸前挂着“抗日英雄”的纪念章；还有人穿着印有“抗战胜利70周年”的纪念衫。一出场，不少人就围着他们问东问西。
不多时，广州这个放映大厅就要首映一部名叫《战魂》的纪录片。这部时长86分钟的片子，记录了广州、云浮等地7名国军老兵的抗战历史和当下生活。其中两名主角就在现场。
“国破山河之际，他们以血肉之躯迎上去。这就是战魂。”纪录片的主创蒋能杰说，“抗战胜利70年，他们还是被遗忘的一群。”
参加首映的人赋予该纪录片更多意义。有人评价道：“这是抢救老兵，也是抢救历史。”
这部片子就是让抗战老兵自己说话
7月4日下午3点一过，灯光暗下来，歌声环绕大厅。
“石榴花顶上石榴开，打到敌人开了花……”屏幕上，抗战老兵黄浪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起来。
迎着射来的光，中等身材的蒋能杰站起身，面对众人，说了几句开场白：“我不是导演，纪录片不导也不演，就是记录，让人看见。我要回归个人，记录老兵的家庭，记录他的过往、现在。”
这是蒋能杰拍摄《战魂》的初衷。这位1986年出生的摄影师，计划制作一系列关于老兵的纪录片，《战魂》是第一部。
蒋能杰讲完，影片中黄浪的《石榴歌》也唱完了。这首歌是黄浪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学会的。那是1939年年底，他还只是个少年。而今，他已经90岁了，牙没剩几颗。
“第一次粤北会战，满眼都是尸体，那些尸体，国军的尸体，老百姓的尸体，猪牛羊的那些尸体，我们4个团只剩下两个团。”在片中，老人不敢直视镜头，“当年一起参加少年队的10多个同乡再也没回来”。
镜头不断切换。片中的7名老兵，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自己的抗战史。
“双髻山顶被敌人封锁了，突然我脑后嘭地震了钢盔一下，原来是钢盔被打凹了一个大洞，防雪帽也被铲去了，我伸手往头一摸，枪声又响起了，周围到处子弹乱飞……”17岁替哥哥当兵的黄配铭在镜头里摸着头，声音洪亮，模仿着当时的场景，脸上的皱纹跟着颤抖。
然而，在一个个悲壮的故事后面，镜头还切换到漆黑的小房子、破旧的棉袄、中风的腿脚、自己做饭自己吃的孤单。
这些镜头里的老兵，头发花白，老人斑比眼袋还大，与一般老人并没什么区别。只有在提到抗日胜利的片刻，才能从布满皱纹的眉宇间，依稀发现麦克阿瑟说的那种“老兵不死”的气质。
蒋能杰正是被老兵的现状打动。5年前，他在湖南老家拍摄空巢老人时，偶然发现了一群“国军抗战老兵”。这些老兵不仅缺乏经济来源，甚至很多是90多岁的高龄空巢老人，反右、“文革”等运动的冲击，更让他们在精神上充满恐惧与自卑。
“活得没有尊严！”蒋能杰脸涨得通红，双手往前一划，手微微发抖。
这位关注社会现实的摄影师想到了自己的爷爷。“大鸣大放”时，身为教师的爷爷站出来说了自己不认同大跃进的观点，接着，就被打为右派，关进牛棚，最后自杀。不过，这位倔强的老人始终不改口。蒋能杰从爷爷身上看到了“一个知识分子的坚持”。
从2010年开始，接触了近百名抗战老兵后，蒋能杰及其团队陆续呈现《战魂》《龙老一生》《我的河山我抗战》一系列关于抗战老兵的纪录片。尽管时不时有关部门要“看看他在做什么”，他还是坚持了下来。
“这部片子就是让抗战老兵自己说话。”他不止一次说。
我们对抗战历史的认知太少了
枪炮声中，1945年9月3日到了。这一天，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日子。片子中的每一位老兵，都讲到这个日子。几乎每一位老兵，在讲述胜利的一刻时，脸上都洋溢着光彩。
一讲到胜利的场景，片子中一位老兵张开仅剩3颗牙的嘴哈哈大笑起来，纯白的长胡须跟着一上一下颤抖。“到处都燃着鞭炮，我们每个人都有15斤糯米，这是最高兴的事了。”老兵比划着，原本坐在那一动不动的身体突然就有了活力。
还有一位老兵笑眯了眼讲道：“日本仔投降了，每个人都觉得欢喜啊。我们就不用上战场喽，不用上战场就不用死喽。”
不过，台下观影的老兵，并未像片子中那么动容。老兵梁振奋，只有在传来飞机轰炸声时，才抬起头，张着嘴，死死盯着画面。71年前，这位老兵是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新编第38师谍报队中尉，参加了1944年滇缅反攻。在战争中，老人的很多战友，被敌机炸死。不过，他的故事并没有出现在《战魂》中。
纪录片中，“胜利”不属于这些老兵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他们一度被遗忘。就像梁振奋，在整个观影过程中，一直戴着一顶印有“中国印度远征军”的帽子。仿佛一摘下，大家就不知道他的历史。
10年前，为迎接抗战胜利60周年，南京航空联谊会理事陈功拍摄了纪录片《血捍长空》。该片播出后，观众很震惊：“国民党竟然还有空军，还参加过抗战？”陈功当时听了这种话，恨不得找到这人打一架。
“我们对抗战历史的认知太少了。”影片放映到一半，一名志愿者嘀咕道。
蒋能杰在偶遇抗战老兵之前，对这一段历史也不熟悉。当接触一位位老兵后，他在抗战老兵纪录片的策划书里写道：“死亡也许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，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冷漠和遗忘。”
“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工程。”他曾这样交代拍摄团队。这些老兵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剩下的不多了，留给他们的日子已经很少。
然而，记录并不顺利。
一位老兵一见摄制组的人问起当年的历史，便立即联想到“政治审查”，一下子恐慌起来，反复地说“当年都已经交代了，你怎么还来问这个？我都已经交代好多遍了”。这让蒋能杰有种难以名状的愤懑。
一位95岁的老兵，总是会说“过去就过去了”。这位18岁就参加抗战的老兵，对着镜头，谈到被劳改30年时，紧张地双手抱头说：“如果你说起旧时的事，就认为你还是那时的反动思想，这些东西不要讲了，提都不要提”。
有志愿者获得一位老兵的线索，就找到家中，“结果怎么问老人都不回话”。
不过，有些镜头，始终未出现在《战魂》中。蒋能杰也有意回避1945年9月3日以后的一段历史，更多放在老兵抗战的讲述上，以让人不要“忘了老兵曾流的血”，“从来没做过亡国奴”。
他们需要物质救助，更需要精神上的认可
镜头拉近，放大的“抗日英雄”纪念章定格在荧幕上。
老兵何焕九握着木棍，“嚯嚯”地喊出声，纪念章随着抖动的衣服跟着一上一下地起伏。他在模仿当年班长教他们怎样拼刺刀。
他今年98岁，20岁参军，编入国民革命军第93师，参加过台儿庄战役，现在帮儿子看竹器店。“台儿庄太惨了，拉锯战，一拉一退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老人开始叹气，拉近的镜头里，浑浊的眼睛充满着泪水。
这枚“抗日英雄”纪念章，是志愿者送给他的。每逢参加重要活动，或每次出镜，他就将纪念章别在胸前，尽管这枚纪念章并非官方授予。蒋能杰回忆说，有些抗战老兵戴着志愿者送的纪念章，在村口一遍一遍地走，“曾经的‘兵痞’终于扬眉吐气”。还有一位老兵，直至死时，仍在床头柜子中藏着一枚“抗日英雄”纪念章。
曾有媒体报道，2005年，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，国家颁发60周年纪念章，共发行60万枚，甚少有国军抗战老兵获得纪念章。广州财政局退休官员张润进，在该市纪念大会上领到了纪念章。第二天，相关单位找到他并收回了纪念章，理由是他虽参与抗日，但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军队，不在八路军、新四军。张润进是1949年才起义成为解放军的。
2013年，民政部颁发《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会保障范围》的文件。这份文件，被部分媒体及志愿者称为“人道关怀的阳光，终于照进了这个长期被历史遗忘的角落”。蒋能杰用镜头记录了老兵龙运松对此的反应。
纪录片中，龙运松的儿子握着文件，一字一字地读给父亲听。被中风病痛折磨的老兵，身子努力前倾，听儿子讲。可当他没有听到一直关注的待遇时，立即低下头，默不作声。这时，镜头放空。
有志愿者表示，这些老兵很在意为自己“正名”。因此，他们也会纠结于叫“国军抗战老兵”，还是“国民党抗战老兵”。
“他们需要物质救助，更需要精神上的认可。”一名志愿者说，她的声音因激动而变得颤抖，“救赎才刚开始”。
86分钟的纪录片即将结束，老兵的照片一张张在片中滚动。随后，片尾曲响起。“向前走，别后退，生死已到最后关头。同胞被屠杀，土地被强占，我们再也不能忍受”的歌声在这个新媒体大厅内回荡。
一直沉默的老兵合着曲子，表情严肃，脚上打着拍子，跟着唱起来，声音越来越洪亮。本报记者 丁菲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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