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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曾是一名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服役24年的军人，其中有16年驻守高原。可以说，在高原上，我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。因此，我始终对部队情有独钟，对高原军人更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因为缺氧等原因，我曾3次差点把生命留在了高原，所幸战友们抢救及时，才得以脱险。刻骨铭心的高原生活经历，给了我许多文学创作的素材和灵感。
108，这是1974年至1985年在青藏公路改建工程中献出年轻生命的烈士人数。英雄们静卧在雪域高原的土地下，因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，在“世界屋脊”上挺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。我无法一一记住这108位英雄的名字，但他们的形象永远印刻在我的心里，他们的精神永远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。自2001年以来，为了给如同他们这样的英雄立传，我用了20多年时间，在创作了高原军旅题材长篇小说《雪域高原》《守四方》后，又创作了一部《涌动的羊湖》，由此完成了我的“高原军旅三部曲”。
这三部作品，分别讲述了高原军人在青藏公路改建工程中英勇悲壮的故事；在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下，用生命守卫祖国边防的感人事迹；在“生命禁区”建设西藏羊湖电站的艰辛历程。虽然小说所描述的基建工程兵、武警水电部队等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，但他们创造的功绩不会因此磨灭，而是深深地镌刻在共和国建设发展的历史长卷中。我用心记录他们的英雄事迹，表达对他们的崇敬之心和感念之情。
2020年8月下旬，为了创作长篇小说《涌动的羊湖》，我前往已经正式发电20多年的羊湖电站，试图寻找当年工程建设者的足迹。在那里，我目睹了位于岗巴拉山麓电站的雄伟壮观，看到了进水口、调压井、主厂房、沉沙池，以及矗立于山巅的电线杆……在探寻过程中，我常常因为缺氧而感到气喘吁吁、头晕目眩，不得不停下脚步，休息片刻。要徒步走上海拔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顶，绝非易事。我想，当年官兵是如何肩挑背扛，把一袋袋水泥、一捆捆钢筋，以及钢管、水泥电杆、电线等搬运到山上的呢？还有电站机组的大型设备，是如何越过高耸的雪峰，通过险峻的唐古拉山运到工地的呢？其间的种种艰难险阻，我难以想象。即便采访过众多高原军人，但此时，我的心灵仍然会受到极大的触动和感染，仿佛是初次了解他们的故事一般。
20世纪80年代，我因从事新闻报道工作，经常深入正在改建中的青藏公路施工地段进行采访，见证了中国军人在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的雪域高原艰苦奋战的动人场面。这些官兵的军龄不一、性格不一，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环境、文化背景、人生经历，但他们都怀揣着同一个坚定信念——不管自然条件有多恶劣、工程任务有多艰巨，都要团结战斗，把青藏公路的改建工程高质量完成。
《雪域高原》中的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。比如，工程尖刀连连长王大寨这个人物形象，就来源于当时牺牲的某营副营长张德树。1985年，张德树去兄弟支队参观样板路面时，在沱沱河附近的施工地段遇到大雪和冰雹。汽车在冰雪路面行驶时失控滚落到山下，他和驾驶员受了重伤，鲜血直流，昏迷了过去。约20分钟后，一个战士路过此地发现了他们，并喊来了战友们。“副营长，副营长呀，你醒醒！”战友们流着泪，把他俩抬到了卫生队。经过紧急抢救，他俩都微微睁开了眼睛，但是呼吸困难。医生把沱沱河兵站的两瓶氧气都拿来了，但两瓶氧气均所剩不多。张德树深知氧气的珍贵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，我感觉可以，不需要氧气。”他让医生先抢救驾驶员。驾驶员因此得救，转危为安。4个小时后，张德树牺牲了。工地上，噩耗像电波一样传到官兵的耳畔，战友们脱下皮帽向张副营长默哀。在青藏公路改建工程中，有太多这样的感人故事。
几十年来，广大官兵以坚定的信念、青春的力量、铁血的担当，在雪域荒原、崇山峻岭、江河峡谷等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中，不畏艰难困苦，不怕流血牺牲，创造了感天动地的英雄业绩。他们的事迹体现出中国军人顽强拼搏、不屈不挠、忘我奋斗的崇高精神，值得书写和歌颂。这是我创作“高原军旅三部曲”的初衷。
英雄叙事一直是军旅文学书写的重要领域，把英雄故事讲述得血肉丰满、引人共鸣和深思，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的。在创作“高原军旅三部曲”时，我在主题思想的挖掘、叙事角度的拓展、作品审美意识的探索等方面，都力争体现对英雄叙事的一些美学追求，力图让作品彰显出比较鲜明的精神底色。我始终认为，作品文学性的成色决定着一部小说的成败。所以，我尽力描绘人心深处的多种情感，注重用真情打动人、用故事吸引人，努力使高原军人的形象立体而丰满。
郁达夫曾说：“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，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。”艺术创作的路上虽有诸多艰辛，但我一直坚持的原因，除了内心深处对文学的真切热爱，还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我，那就是努力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，认真书写高原军人的英雄故事，让更多人走近英雄、赞颂英雄、成为英雄，使英雄的崇高精神历久弥新。这是我创作的源泉动力，也是我向英雄致敬的一种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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